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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胡适日记札记(之一)

2007-11-07 10:50:00 来源:博览群书 朱 正 我有话说

读胡适日记,觉得其中有些材料颇有一点意思。下边随手摘录一些,也许会有读者感兴趣。

自述作文经验

1934年3月1日:

想为《大公报》作星期论文,试作两题,均不满意。演说作文不难,难在得题;题目想定时,文已大半成了。

我想,凡是有作文经

验的人,大约都会赞同他的这个说法。

1939年8月8日:

写演说稿,不满意。写到天亮五点半,才完。

我写文字,无论是中文英文,都很迟钝。人家见我著作在三百万字以上,总以为我的文思敏锐,下笔千字。其实我的长处正在于“文思迟钝”,我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。

我觉得最容易写的文字是考据的文字,例如我写《辨伪举例》,一点钟可写一千字,比抄手还更快。但这是因为搜集证据,整理判断的工夫,都早已做了,故坐下来写,毫不费力。即如《醒世姻缘》的考证,写时不大费力,但材料的收集,费了我五年多的时间?

《科学与人生观》序的最后一节费了我一个整天?

胡适的文章写得精彩,不但当时受到重视,而且能够流传下去,在后世也受到重视,原来他是这样用大力气写成的。

作文是这样,准备演说也是这样。1939年12月23日:“预备我廿九日的演说: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化。”12月28日:“把演说稿勉强写成。晚上又改了一部分。”29日:

今天中午,我的演说《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:一个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》,有许多人说好。这题目是我说过写过多少次的,但这一次费了我四整天的工夫,才写得成。?两个晚上到4点才睡??所以费如许大力量者,只是极力求明白清楚,求人人都能懂,都能跟着我的思路走,这比什么都更难。结果可算很有成功。

再举1940年11月他应邀到纽约市政大厅作的一次广播演说为例。11月25日:“今天把这几天预备的稿子全丢了,叫菲利普斯夫人来,我口授一篇短演说。下午写成,我又改了几遍,将定稿寄与纽约市政大厅。”26日:

在克罗泽将军和夫人家吃饭,客人为莫里斯・卢埃林・库克先生和夫人,这四个人是很高知识的人,所以我把我的演说稿大致请教他们。他们要我演习一遍,他们都很赞成我的主张,库克说,我说的波兰一段是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的。克罗泽将军也如此说。

我半夜回家,又请刘锴兄听我演习一遍。昨天需要十一分钟,故又删去一些文句,今天只需七分半了。行了。

27日:

今天又演习两遍,约需八分钟。

28日:

到市政大厅参加广播,题为《我们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?》同说者为H.G.韦尔斯,威尔伯校长。这两人都不曾好好的预备,故成绩很不好。我这九分钟广播,共费了七天工夫预备,删了又删,改了又改,故当然最受欢迎。

事后有许多人来说,今晚的广播只有我一人说的话人人都懂,都明白。我为此事,不得一文酬报费了七天工夫,我觉得是很值得的,因为我得着绝有用的训练。

胡适有一个意见是很值得急于求成的年轻著作家参考的。1943年1月4日:

读塞缪尔・埃利奥特・莫里森和亨利・斯蒂尔・康马杰《美国的成长》下册,甚感兴趣,我读这种历史书,总想到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可读的“本国通史”,深觉惭愧。我自己久有此志愿,总不得工夫实行。

凡著书,尤其是史书,应该留在见解成熟的时期。我的“中国思想史”,开始在一九一五年~一七年,至今足足二十七年了。上卷出版在一九一九,也过二十三年了。但我回头想想,这许久的担阁也不为无益。我的见解,尤其是对于中古一个时期的见解,似乎比早年公道平允多了。对于史料,也有更平见的看法。我希望这二十七年的延误不算是白白费掉的光阴。

我看这段话的时候,感触甚深。回想自己年轻时急于著书,还不要说见解成熟不成熟,1956年出版的那一本《鲁迅传略》可说是毫无自己的见解,完全是人云亦云。后来自己的见识逐渐有所长进,“觉今是而昨非”,五十年之后还要把这题目拿来重新做过一遍,这就是教训,这也就印证了胡适此说大有道理。

三言两语的书评

胡适在日记里常记下他正在读的书,有时也写上一句两句评语,或褒或贬,大都中肯。也许对某几位后来享有大名的作者评语稍苛,今天的读者自有自己的评判,知道胡适曾经有过怎样的评价,也可供研究中参考。

1930年7月27日:

夜读沈雁冰先生的小说《虹》,此书作者自说要为近十年中的壮剧留一纪录。前半殊不恶;后半写梅女士到上海后的演变,似稍突兀,不能叫人满意。此书未写完,不宜骤出版。

作者的见地似仍不甚高。

读《虹》后,更读他的旧作《幻灭》。此篇浅薄幼稚,令人大失望。

1930年7月28日:

读沈雁冰的小说《动摇》与《追求》。《动摇》结构稍好,《追求》甚劣。

1930年8月14日:

前几天到青岛大学图书馆,看见架上有夏曾佑的《中国历史》约百余部,我讨了一套来,病中重读一遍,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。我想代他整理一遍,作一新版本。

夏曾佑的这部著作,最初的书名是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,胡适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看到的大约就是这个版本。后来改名为《中国古代史》,为商务印书馆编印的《大学丛书》之一。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印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”,也收入了这书。鲁迅在《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》?收《而已集》?一文中说到夏曾佑其人:“弄些什么‘国学’的人大概也都知道[他]的,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,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,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。”可以知道鲁迅也是“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”的。

1930年10月23日:

徐一士先生来谈,我很称许他们兄弟的《随笔》?《国闻周报》?,劝他整理出版。

徐凌霄、徐一士兄弟在《国闻周报》上连载的《随笔》,有不少当代史料,后来结集出版。有几种版本不详。十年前山西古籍出版社编印“民国笔记小说大观”,第三辑第一种即为《凌霄一士随笔》。

1931年3月31日:

我现在渐渐脱离今文家的主张,认西汉经学无今古文之分派,只有先出后出,只有新的旧的,而无今古文分家。

廖平之《今古学考》?1886?实“创为今古二派”,但他的主张实甚平允,说“汉初文行于民间,其授受不传”;说“今古诸经,汉初皆有传本传授”;“古学之微,非旧无传,盖以非当时所贵尔”。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?1891?始走极端,实不能自圆其说,故不能不说《史记》也经刘歆改窜了。

1931年7月27日:

读吴汝纶集子。此公很有见地,有不可埋没之处。他晚年考察日本学制,归来不久即死了,竟没有实行的机会,甚可惜。

这里胡适所说的,当是指吴汝纶的《东游丛录》。

1934年1月23日:

读徐世昌《颜李师承记》,此书组织甚混乱,但用颜李《年谱》及《文集》等材料,以人为主,较便检阅。

1935年5月21日:

看郑振铎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三、四册。此书材料颇好,但他写得太糟,判断既平庸错误,而文字太不修饬,使人不愉快。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,是不错的。

1936年7月18日:

读冀朝鼎的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区》,太失望。

此君先有理论,然后去寻材料,其方法至松懈可骇,其结论亦幼稚的可笑。他的材料根据于各省通志,但取其《水利》《沟洫志》诸卷中一切治水修堤之材料,列为一表……此表中,四川居第十四,而福建居第二,江苏居第七,此可证此表完全无意义,而作者奉为至宝……此真是睁眼不认得事实,强要曲说以助成一己之臆说?

1937年1月17日:

读汤锡予?用彤?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稿本第一册。全日为他校阅。

此书极好。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,又最有成绩的。锡宇的训练极精,工具也好,方法又细密,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。

我校读完,为他写一信介绍给云五先生。又写一长信给锡予。他不主张佛教从海道来之说,我以为此说亦未可完全抹杀。

胡适接着谈到当时的海上交通与民间佛教流行的可能的关系,这里就不加摘引了。王云五是极尊重胡适的意见的,商务印书馆当然乐于接受胡适极力推荐的这部书稿。

1937年2月10日:

读曹禺?万家宝的笔名?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。杨金甫赠此二书,今夜读了,觉得《日出》很好,《雷雨》实不成个东西。《雷雨》的自序态度很不好。

《雷雨》显系受了易卜生、奥尼尔诸人的影响,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,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,其事亦不是中国事。

《日出》是一大进步,其中人物稍近情理,也稍有力量。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。如“小东西”,金八早要淫她了,而她卖到下处,却总因为“太小”,接不着客,岂非矛盾?《日出》写胡四、顾八奶奶都不太近情理。

品评人物

1929年1月19日晚上九点多钟胡适赶回北平,原来希望还能够见上梁启超一面的,却不知道他已经于这天下午两点一刻去世了。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:

今日任公大殓,在广慧寺。我同叔永、陈寅恪、周寄梅去送他入殓。第一个见着蹇季常,他两眼噙着老泪,我说,“我赶来迟了八点钟”,也不觉堕泪了。

有许多任公旧友下泪的。

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,全无城府,一团孩子气。人们说他是阴谋家,真是恰得其反。

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,――如民八?按:1919年?之作白话文,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《哲学》,如请我作《墨经校释》序而移作后序,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――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,全无掩饰,不是他的短处。正是可爱之处。

1929年2月2日:

作挽梁任公联:“文字收功,神州革命;生平自许,中国新民。”

在君作挽任公联云:“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;在地为河岳,在天为日星。”

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,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,入世太早,成名太速,自任太多,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。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,颇难指名一篇一书。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《新民说》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。《新民说》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,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,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。故我的挽联指出他“中国之新民”的志愿。

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,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,故他前六七年发起“中国文化学院”时,曾有“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;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”的谬论。此皆欧阳竟无、林宰平、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。他毕竟是个聪明人,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。

若他晚年无此退境,我的挽联可以说:“中国新民,生平宏愿;神州革命,文字奇功。”

1930年2月9日:

李石曾提议,要合筹四百万元,一半保存北平古物,一半用在南京“创造文化机关”?此人毫无常识,毫无思想,而居然有人尊信,岂非一大怪事?

我第一次见石曾,便不喜他;第二次见他,便同他作对?为里昂大学、北大海外部事?。十年以来,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。蔡先生费大力引他入北大,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,真是引狼入室。

这里说的“终使北大坏在他手里”,是说李石曾极力促成大学区制,曾经下令将北京大学改为北平大学一事。关于这人,胡适在这年8月15日的日记中还说到:“李石曾来谈,此君又不知在这儿玩什么把戏了?”10月24日日记:“我问起昨日所发表之中国文化实业社事,司徒雷登博士不肯说什么。此又是李石曾的把戏了。”

1931年1月25日:

十二时,船到青岛,杨金甫、闻一多、梁实秋、杜光埙、唐家珍医生来接,即住在疗养院中。

我同一多从不曾深谈过,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深谈,深爱其人。

1931年3月28日:

北大新聘的理学院长刘树杞博士?楚青?从南京来。叔永约他和梦麟和我们吃饭,饭后他和梦麟谈理院教授人选。不到两点钟,整个学院已形成了。院长制之效如此。

刘君是湖北蒲圻人,密歇根大学的学士,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,治化学甚有成绩,曾任厦大、武大、中央各校教授。其人很可以做事,北大得也,可称得人。

1934年终的回忆:

刘半农之死,是很可惜的,半农的早年训练太不好,半途出家,努力做学问,总算是很有成绩的。他的风格?taste?不高,有时不免有低级风趣,而不自觉。他努力做雅事,而人但觉其更俗气。但他是一个时时刻刻有长进的人,其努力不断最不易得。一个“勤”字足盖百种短处。

1940年3月6日:

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,年七十三?1867~1940?。与周鲠生兄谈,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。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,思想上的地位,都不算高。但他能充分用人,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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